他常在采访中谈到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

 董夏青青

 唐朝晖是位不讳言出身的作家，他常在采访中谈到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，少年、青年时期全部在那里度过。尽管日后到北京生活，但湘楚大地仍然是他精神内核的形成之地，他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召他、催促他，让他回到故土，为故土写作和发声。

 《折扇》的写作，从一开始便具备了近似修行的仪式感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，唐朝晖在永州的江永等地四处走访、查阅资料、思考创作，只为给剥落的历史重新填色，给如水雾漫散的女书文化留下如皎皎日月般的存在凭证，同时，更为读到这些文字的当下的人，提供另一个可以信奉的梦境，另一种值得俯仰其间的精神之邸。在这部看似题材内容阴性、语辞表达如水的作品中，恰恰有着历史和个人最为坚利的疼痛，有着作者针对当下某种生存状态最不像反抗的反抗。如沅江水一般流淌的文字下，潜藏着不动声色的情感暗涌，它们是为女书而来，却又不仅仅只为一种即将消逝的文字而来；它们是在哀唱挽歌，为一种表情达意的独特方式的式微，同时也是提醒苦恼的世人，对生存来说，修通一条诉说渠道是多么必要与珍贵。

 女书字之所以伟大，不在于她是一种文字标本，标明了古人发明文字的聪明才智。这是一种完善的表情达意系统。女书字，有一套完整的文字使用体系。当地的女人们会用它来写具有自传性质的《三朝书》，也会把女书字写在小折扇上，托人带给结交的姊妹，传情达意。而八百多个女书字，对其使用者而言，最要紧的目的就在于三个字——“诉可怜”。因为有了倾诉的渠道，纵使生活是在泥地里打滚，心里也有盏灯亮着，标示希望之所在。 

 如今，通信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发达，人们能借助多种便捷工具互通信息的有无。但有时候过分发达的发声渠道，反而会使声音交杂，无从辨认个体的呼喊。2017年，微信已拥有八亿多用户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朋友圈，但朋友圈并不是诉说之地，不是让我们在一段空白处真正面对友人说出那些话的场所。某些时刻，反而成了隐藏、矫饰自我的地界。个人的痛苦可以表达吗？可以，但它会迅速淹没在其它信息之间，甚至被看成过度关注自我而衍化的精神失调。人表现出人应有的弱点，已渐渐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甚至不再是应当被普遍接纳的事，人应当角色分明，将情绪管理作为参与工作的前提。这时，谁吟唱生活的不易、歌颂姐妹们牵手传香的情谊，都显得如此不合时宜。我们不敢表露脆弱，不敢冒“出局”的风险。

 但人真的能超越“诉可怜”的传统么？能在压力之下若无其事地如机器一般持续运转？得不到诉说的痛苦、无法排遣的愁闷，最终长成精神的溃疡。在如今男女平权的社会主体氛围之下，如果男人和女人们能保留“诉可怜”的传统，能有一点微弱的、破除人与人之间情感壁垒的机会，人心将会获得多大的安慰。《折扇》这部书反复在说的是，一种人类古老的情感传统。女书字也许将在未来某天失传，但人类互相倾诉、与人取暖的古老传统是不可遗失的。

 《折扇》中写道：“瓦，深灰色，深到黑，翘起来的飞檐，托着瓦，把成片的老房子往上拉，紧紧地挨在一起，展翅欲飞，或收翅欲停。现在，像一群惊弓之鸟，胆战心惊，虽紧贴在一起，相互取暖，老了，飞不动了，贴得如此松散而无力。”这些砖瓦蕴含的美与丰饶的精神质素至今仍在微弱地发光，企图照亮离去后便鲜有人回首的乡村之路。

 在人类文明的路上，人们都向各自的神明祈求获得力量，但生活也同样在他们的膝下被磨出淤痕，任他们其中许多人在挣扎中慢慢耗尽血液。千禧年后，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们不计其数，只有通过阅读《折扇》这样的作品才可能知晓，为什么如此巨大的人群迁徙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？因为他们是从无数个江永这样的乡野走出去的人，白天他们在城市中一言不发，待到扛着疲惫拖拖拉拉地回到家里，他们的意识仍与河流并肩躺在一起，氤氲的小庙香火气息仍盘旋在他们心上。从现存的乡村秩序中，他们获得的是梦里一只空气的蝴蝶、一声温和而懒散的叹息，以及永恒不灭的深沉的平静。

 收起折扇，合上书页。只道是同心可相赠，藏月入怀中。

 （《折扇》 唐朝晖 著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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